1.五柳小镇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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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柳小镇地理位置

原标题：从五柳居到首尔奎章阁：江南书籍的海外来客十六至十八世纪，江南地区的图书事业发展迅速，无论是各大藏书楼的兴建、坊刻的大规模流行，还是版本目录学的崛起，都使得书籍市场空前繁荣而这些书籍，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外国人，他们掀起了购书谷歌站群系统狂潮，尤其是自诩“礼仪之邦”“东国有人”的朝鲜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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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韩朝境内还留有大量中国汉籍，其中相当一部分刊刻于中国江南，由朝鲜王朝时期的使臣带进半岛这些流动的汉籍是最佳的导游，向百年之后的人们诉说着，从江南到汉城的一段缘分

4.五柳景区

金弘道（1745-1806）《燕行图》朝阳门 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藏谁在买书？：热衷汉籍的朝鲜使臣明清两朝，中国与朝鲜王朝形成“宗藩”关系，朝鲜国每年都要向中国派遣使团朝贡来往中国的朝鲜使臣被称为“燕行使”“朝天使”，他们从汉城至燕京一路奔波，记录下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形成一本“中国观察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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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笔记处处流露出“异域之眼”的独特谷歌站群系统感受，汇编成今天所见的《朝天录》《燕行录》，从中反而能发现我们所忽略的细节明末清初文人姜绍书观察写道：“朝鲜国人最好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遍问，不惜重直购回，故彼中反有异书藏本也。

6.五柳镇在哪

” 十七、十八世纪的朝鲜王朝将理学作为王朝意识形态，全社会尊崇朱子学，践行伦理纲常，致力于打造儒教国家挑选出的朝鲜使臣自然精通汉文，自小阅读儒家经典，来到朱子学诞生地的中国可谓是一场“朝圣之旅”，那么收购与阅读图书成为他们在华期间最大的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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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中国朝廷会直接赠与朝贡国书籍，不过官方赠送的图书从数量和种类上都不谷歌站群系统能满足朝鲜需要，于是购买书籍是朝鲜使臣赴京的重要任务，也是汉籍流入朝鲜的最大渠道这些使臣不仅替朝廷采进，也要满足自己的阅读兴趣，甚至还要为国内的亲友代购，他们的访书、购书活动狂热到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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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祖时期的使臣李时恒有诗云：平生心艳邺侯家，韦布无权架轴些常恨一经稀僻巷，即看群玉满中华缥箱旧帙堆如锦，璧府新编烂若霞载得图书归左海，也应行槖射奎花诗中洋溢着访书、买书的渴望与热情那么，朝鲜使臣在中国一般喜欢购入哪些书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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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传统经史典籍属于朝鲜使臣的“必入”书单宣德十年（1435），世祖就购书一事向燕行使发表重要指示，称“理学则五经四书《性谷歌站群系统理大全》，无余蕴矣，史学则后人所撰，考之该博，故必过前人，如有本国所无有益学者，则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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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书法》《国语》，亦可买来凡买书，必买两件，以备脱落”几年后又要求“凡干礼乐制度诸书，广求而来”显然，朝鲜王朝并不缺少儒学经典书目，他们更希望寻觅代表最新思想的中国书籍，为本国治理与教化提供借鉴。

现存《奎章总目》《内阁访书录》中经部、史部书籍就占比极大其次，随着明清书籍市场的丰富，燕行使除了人手必入的儒家典籍以外，各朝诗集、文集、志书、类书等无所不包就以朝鲜诗人许筠的私人所藏汉籍举例，这位兼职使臣的文学偶像和许多中国文人一致，是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收藏多种江南谷歌站群系统文人文集。

而他赴京时又购买大量通俗小说、戏曲，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他们的个人兴趣极大地影响了这些书籍在整个东亚世界的传播这些使臣往复于中朝两国之间，竭力搜寻中国的最新知识，将大批书籍带回朝鲜，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国人知悉明清中国学界的思想变迁。

有些图书甚至刚出版不久就已经进入了朝鲜半岛，流通速度非常快，而这些汉籍的读者可能是王室、两班士大夫，也可能是普通百姓甚至说，部分朝鲜汉籍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内形成循环

洪大容《湛轩燕记》 韩国国民大学图书馆藏本何处购买？——琉璃厂中的苏州书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并不能以现代旅行的概念来定义燕行使，因为他们的路线较为固定，从谷歌站群系统汉城启程，至边境城市义州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经由山海关抵达京师。

他们购物的地点只能在盛京、通州、北京等地，不得擅自出馆游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与富饶的中国南方无缘据学者统计，十八至十九世纪，有二十余位燕行使臣都对北京琉璃厂书肆进行过详细记载，可见北京琉璃厂书肆在燕行使臣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书籍大卖场的北京琉璃厂，不仅是他们游玩京师购买古玩字画的必到之地，也是获取最新书目的文化市集当我们进一步追溯朝鲜汉籍的来源时，又回到了我们的主角——江南，琉璃厂书籍基本来自江南和江西，深谙古籍的书贾多来自苏州。

自明中叶起，江南出版业日益繁荣，成千上万的书籍在私家书坊中刊刻、出版、发行，形成了繁盛的书籍生产与交谷歌站群系统易市场不仅熟知的大藏书家毛晋、徐乾学、黄丕烈等人兼业刻书，还诞生了多处以刻书为业的私家书坊，江南地区流传图书基本产自本地，为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

苏州城内遍地林立书坊、书肆、书铺，书商还会贩运书籍至京师，到琉璃厂开分店时任四库馆臣翁方纲言：“是时江浙书贾，亦皆踊跃，遍征善本资考订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诸坊舍，每日检有应用者，辄载满车以归”上文所提到的“五柳居”，就由苏州书贾陶氏所开设，原先总店在郡庙前（今苏州市景德路东段），分店在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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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五柳居主人谙熟版本目录学，乾隆三十四年经朱筠推荐北上，至北京琉璃厂开设五柳居分号，实际上就是苏州总店的北京分店，朝鲜使臣李德懋、朴趾源、柳得恭等人先后慕名而来此时是琉璃厂书业最为繁盛的时期，我们借助使臣的《燕行录》，可以看到苏州书肆五柳居、文萃馆应是早期琉璃厂最大的书肆。

其中朝鲜英、正王朝时期“汉诗四家”之一李德懋记载最为详尽：“过琉璃厂，又搜自日未见之书肆三四所，而陶氏所藏尤为大家，揭额曰‘五柳居’自言书船从江南来，泊于通州张家湾，再明日当输来凡谷歌站群系统四千余卷云因借其书目而来，不惟吾之一生所求者尽在此，凡天下奇异之籍甚多。

始知江浙为书籍之渊薮来此后，先得浙江书目，近日所刊者见之，已是，环观陶氏书船之目，亦有浙江书目所未有者，故誊其目”五柳居主人陶氏通过书船将江南书籍贩运至京城，一次可达四千余卷连李德懋这位奎章阁检书官借得书目一看都大为震惊，感叹“不惟吾之一生所求者尽在此”。

他虽然没有亲身到访江南，已经通过小小的书肆，得知“江浙为书籍之渊薮”几天后，李德懋又来访：“往琉璃厂五柳居阅南船奇书，书状嘱余沽数十种其中朱彝尊《经解》、马骕《绎史》稀有之书，而皆善本也”《通志堂经解》即是朱彝尊和徐乾学编纂而成，刻版藏于昆山传是楼中。

五柳居声名在外，前后谷歌站群系统到访的朝鲜使臣进琉璃厂书肆必来此店可见在汉籍东传朝鲜的过程中，跨越南北的苏州书贾、书坊具有着重要地位有趣的是，陶氏五柳居在苏州本地的图书经营，主要也面对学者、文人，大藏书家黄丕烈有七十余则题跋提到五柳居，并对陶氏称赏有加：

“（陶）廷学旧业有肆在琉璃厂，仍至彼做买卖，遇书时邮寄我我之嗜好， 有佞宋癖，蕴辉颇知之然吾不奇其遇宋刻而寄我，奇其非宋刻而亦寄我也”黄丕烈藏书中的宋元古刻大半来自陶氏父子之手，他们在北上之后在京城看到寻到善本还会寄给黄丕烈，多则题跋流露出藏书家与书商之间的深厚友谊。

正是在五柳居中，燕行使柳得恭、朴齐家与进京会试的黄丕烈相遇，以笔交谈，黄丕烈曾言“赏奇析疑，真觉此番北来，真交谷歌站群系统海外君子”，他们共享一个书籍世界以五柳居为代表的苏州书坊已经触及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书籍市场，江南书籍不仅经由京杭大运河在国内南北流传，也通过书商、学者或外交使臣，跨过国境线，参与到东亚乃至全球的图书交换。

《送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朝鲜 李氏王朝 公元1451~1600年 韩国国立博物馆藏从江南到汉城：潜藏的“小中华”情节照理来说，不同时代的燕行使团从汉城与北京之间走同一条贡道，参加相同的朝贡仪式，拥有相似的游览经历，按照既定行程的燕行使没有来到中国南方的可能性，所谓“我国（朝鲜）人物亲见大江以南者，近古所无”。

然而，不仅人是流动的，书籍也是流转的，一旦人与书建立起关系，不同区域的想法与观念就通过书谷歌站群系统籍传播，阅读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从《燕行录》来看，十五到十八世纪的朝鲜精英就算无法亲身到达，也对中国社会、政治展现出丰富的认知。

不得不说，“丙子胡乱”后朝鲜王朝臣服新宗主国后金，明清易代后，燕行使固然与许多中国学者交好，但他们会提出一些中国汉族士大夫无法回答的问题例如前文的燕行使李德懋就记载了一桩趣事：“书状谓余曰：左右堂盛言，顾亭林炎武之耿介，为明末第一人物，购其集于五柳居陶生，陶生以为当今之禁书三百馀种，《亭林集》居其一。

申申托其秘藏归来，余于轿中尽读之，果然明末遗民之第一流人也不惟节义卓然,足以横绝古今，其诗文典则雅正，不作无心语”李德懋寻觅顾炎武《亭林集》，但只能躲在轿中偷偷阅谷歌站群系统读，那是因为《顾炎武的著作此时已被清廷划为禁书，那他是怎么买到的呢？从另一位的燕行使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见：“凡禁书之法,止公府所藏而已,天下私藏,安能尽去。

牧斋大质已亏,人固无足观,而诗文则必不泯于后也”尽管清朝政府一再进行文化高压政策，但民间藏书无法完全废禁实际上，朝鲜使臣作为外国人，某些时候故意触及敏感话题，越是清廷的禁书，越获得他们的青睐，尤其是顾炎武成为朝鲜王朝“畅销书作家”，《日知录》与《亭林集》一度成为燕行使挚爱。

在李德懋眼中，亭林虽布衣，终其一生持守“毋仕二姓”之念，不赴新朝科考，依旧奉明为正朔，以夷狄视满清其所著《日知录》，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关注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在他看谷歌站群系统来“可以羽经翼史，可见其淹博也”。

在更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朝鲜王朝长期自居为“小中华”，“尊周思明”思想渗入朝鲜文士的日常生活，他们将自身的文化认同折射到明遗民顾炎武的身上，怀念明朝而现实中的中原已然改弦易张，他们对满清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态，进而产生了“斯文在兹”的观念，这点与清初江南的明遗民几乎一致。

因此，顾炎武、钱谦益、毛奇龄等学者著作在朝鲜王朝都大为流传

《奉使朝鲜唱和诗卷》1450年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很多燕行使敏锐地观察到，他们奉为圭臬的性理学已经无法激起中国学者的兴趣，日益走向空洞，中国学术开始转向考据，朱子学被抛弃在“禁书”的论争中，这些朝鲜使臣好像比中国的儒学学者更加捍卫“中华”谷歌站群系统，越发感受到朝鲜乃是东亚世界中朱子学的坚守者。

这更加坚定了朝鲜士大夫的观点，深信明清鼎革之后，中华文化在中原已经不纯正了，“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道统已经转移到朝鲜其实，无论朝鲜文人如何自信，十八世纪的东亚是一个互相交流的世界，同处“汉字文化圈”中，朝鲜王朝的“正学”无法避免受到其他国家影响。

不管是顾炎武还是毛奇龄，明末清初的学者已经是博采汉宋，打破以朱子为尊的品格，开考据学派先声从另一种层面而言，即使没有接受中国乾嘉学派的直接影响，朝鲜儒者以继承中华为己任，继续摸索教条空疏的宋学，最终回到汉唐经学的老路，与实证之学逐渐一脉相通，倡导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朝鲜实学在这一脉络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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